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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小三分离师”和他们背后的市场

作者:优游官网-优游登录网址-优游平台网址      发布时间:2020-06-30 19:43:47

  借着舆论的悄然关注,“小三分离师”突然火了起来。这个看起来新鲜的“职业”,有时也被称作“小三劝退师”。

  “我们的角色,其实就是类似于老娘舅。”这是“小三分离师”王军对自己“职业角色”的感受。

  过去二十年间,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离婚率也在不断上升。在中国婚姻家庭中,“小三”问题逐渐显露。

  于是,摆在婚姻咨询师和“小三分离师”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市场。如今,婚姻家庭咨询师已是被国家承认的正式职业,然而,所谓的“小三分离师”却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以分离第三者为主要业务的机构和公司已有不少,但从工作方法、定价要价、业务范围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在自称“专职”分离第三者的杜伟看来,“大家入行的初衷都是好的”,但这一新兴行业也“急需规范”。

  入行以后,明丽才发现“原来小三那么多”。作为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维情集团“婚姻医院”首席咨询师,在过去十几年间,她见证了各式各样的情感纠纷。

  “十几年前,碰到小三问题,妻子一般很冲动,没有谈的余地,马上离婚,她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离婚后,有不少人后悔不已。”如今,明丽体会到最大的变化,是“98%的妻子能包容、宽容了,她们要去跟小三斗,让丈夫回来,一定要保家庭的完整”。

  明丽的客户多为35岁至55岁之间的女性,其中九成以上的问题是丈夫出轨。“离婚后,中年男性比较好找妻子,女性找来找去也不如自己的丈夫。而且新的家庭成员更难协调经营,新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的问题。”

  中年婚姻危机在杜伟的业务量中也占大部分,他负责的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名为“七星情盾”。从3年前开始,杜伟专门接手第三者问题处理。

  “不懂这个行业的人或许会认为,婚外情都是中年男老板包养二十来岁小姑娘。这样的情况在南方比较多。最近两年,北方地区出现比较多的情况,是中年女性包养二十几岁的小男生。”他对记者说。

  这个新情况最初让他有些不太理解,在他看来“男人二十多岁,应该正是奋斗的时候”。

  不断地接案让杜伟有机会了解这些男生的心理。至少有3个男生告诉他,自己以前也谈过年龄相当的女朋友,但都受到了伤害,比如因为结婚买不起房导致分手,以至情绪低沉。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来化解的。”杜伟说。

  常住北京的王军并非专职“分离小三”,她是北京一家名为“维爱”的婚姻家庭咨询服务机构专家。包括“小三”问题在内的婚姻、家庭、情感问题,都在公司业务范围内。在她看来,出轨,实际上还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了。

  在王军的客户群体当中,年轻丈夫出轨的高峰期多在孩子出生前后。“孩子出生带来的问题很多,一方面,家里人多起来,关注点全在孩子身上,丈夫从情感上被忽视了;另一方面,夫妻之间性生活也减少了,甚至没有。”

  中国的传统观念决定了极少有外力介入婚姻家庭问题。现在,“小三分离师”们要做的,就是要介入到客户的私人领域,为其提供服务。

  本世纪初的上海,明丽每天都会帮助舒心拆阅大量信件。当时,舒心为一家报社撰写情感婚姻专栏,如今,他是维情集团创始人兼总裁。

  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有位来自台湾的女士约舒心面谈。带着好奇,舒心在徐家汇一座公园里和她谈了一个小时。结束时,后者无论如何都要给舒心留下一千元钱。

  这启发了舒心:能不能以公司运作的形式,给客户提供有偿的咨询服务呢?

  没有先例,但公司还是做了起来。公司成立初期,有客户给明丽发邮件说:“你们公司开得太晚了,早点开,也许我就不会离婚了。”

  “我突然意识到,虽然公司在行业内做得早,但相对于市场来说,还是非常滞后的。”明丽说。

  2002年,王军在某地婚姻登记处工作。在她记忆中,那一年,当地有180对夫妻离婚。到了2003年,这个数字飙升到460对。

  王军觉得,婚姻法的影响无法忽视。“以前离婚,都是两人把资料放在我这儿,回去想一个月。好多夫妻后来就不来了。2003年新法施行后,离婚证立等可取。有些夫妻上午离婚下午复婚,还怪我们为什么不劝。我们不是不想劝,是没有权利劝。”她对记者说。

  也是从那段时间起,王军开始学习心理学,2006年成为婚姻家庭指导师,2009年考取了婚姻家庭咨询师资格。

  这两个已被国家承认并设考认证的职业,与“小三分离师”并不是同一回事。因为后者尚难称之为一个职业,而只是婚姻服务业务中的一个方面。

  不过,王军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行业不太能接受,就跟前些年律师刚兴起时一样”。

  最初进入这个行业,杜伟受到了一部分家族影响,“家里有帮别人打离婚官司的律师”。他发现,到了离婚环节,往往是想离婚的一方找律师,不想离婚的一方往往非常痛苦。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帮人挽回婚姻。

  “心理咨询和婚姻调解的方式需要双方到场,但往往有一方极度不配合,或是不来,或是来了也有抵触情绪。经过一段摸索演变的过程,才有了现在这种方式。”杜伟认为,这个行业在做的,是“解决法律不约束、但有违道德的问题”。

  明丽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也提及法律。她说,自己的工作原则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到包括物质和情感在内的最大利益。

  “不光要提供心理咨询、婚姻咨询、法律咨询,有时还需要提供医学咨询和生活咨询。有些客户不会玩微信,我告诉她们去买个智能手机,拍拍照片发发微信,增加自信,同时你的丈夫也会对你刮目相看。”她说。

  目前,什么样的人在开展“小三分离师”业务呢?

  王军称,在业内,硬性规定是“首先得有心理咨询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证书”;同时“原则上,年龄35岁以上、有5年以上婚龄”。“结婚5年后,往往会对婚姻有新的感悟。”她说。

  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曾经参加了婚姻家庭咨询师职业标准的制定,熟悉婚姻家庭咨询师的从业范围和执业标准。在他看来,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小三劝退师”不能画等号。

  “作为咨询师不应该拒绝任何当事人的求助和咨询,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婚姻家庭咨询师不可能完全的价值中立,其咨询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劝退小三的过程也必须遵守这一基本要求。”李明舜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接受采访的几位婚姻家庭咨询师均表示,“小三的案子一定不接,只解决原配问题”。

  “我们对小三不打也不骂,但也不能看到了不去制止。而且,婚姻法规定夫妻有相互尊重的义务,对双方财产有知情权。有的丈夫给小三买房买车,如果我们不帮助原配,就是在损害妻子的权益。”明丽说。

  “有些客户很冲动,找到第三者,甚至还有暴力冲突。如果我们发现客户有这样的迹象,会马上制止。因为这样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把自己老公往外推了。”杜伟说。

  在几位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婚姻咨询师看来,劝退小三同样需要动脑筋,处理一个案子必须团队合作。根据案情性质,团队从3人到9人不等。一般而言,劝退工作多是以客户的朋友、老同学等角色做“伪装”进行沟通。然而王军认为,亮明身份才是最有效、最有力度的。

  明丽坦言,自己开始做这行时“不太有经验”,也批评小三。现在她对第三者比较包容了,因为保有包容和友好的态度,才能让第三者更容易信任自己。“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为她们着想,然后再帮助妻子把她们分(离)掉。”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明丽有时会跟第三者“陪吃陪喝陪睡陪聊”,直到搜集好相关资料,找到第三者的软肋。

  “劝退小三,更多需要的是劝导。我跟客户讲,你们不能打骂小三,她们有时也是受害者,有些就是被骗了。要怪的,应该是你们的丈夫。”明丽说。

  在一个案子中,“小三”一做8年。明丽对她说:“这么长时间,你都转不了正。对于那些男人来说,你只是他的面子、身份的象征,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当年他和他老婆结婚,办了婚礼,摆了喜宴,现在还有孩子。如果他能背弃这么大的承诺跟你在一起,那么,他老婆的今天也就是你的明天。”

  听过这番话,这位“小三”想了想说:“明老师你说得对。”

  最让杜伟震撼的,是一位客户的丈夫为表离婚决心,用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砍掉一根。“她老公层次还不差,身家也有几千万,做出这样的举动,我开始非常不理解。”

  经过了解,杜伟和同事们发现,客户的性格比较刚烈,对丈夫看得很紧,丈夫因此多次离家出走。进而,团队与第三者的最初交流也效果不好,第三者认为是原配妻子的主要问题。

  杜伟观察发现,客户和丈夫一起多年打拼生意,感情基础是很深的。这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们花了十几次和第三者见面,试图感化她,前后费时有三四个月。同时,我们还帮助客户和她丈夫一起回忆曾经一起做过的事情,回忆这些年的点点滴滴。种种压力之下,我们终于说服了第三者,她愿意配合我们,还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这是杜伟唯一一次碰到第三者最终帮助他们让夫妻成功复合的情况。

  一次,杜伟连夜开车到华东某省会城市,他要去紧急处理一个案子。客户和妻子都是博士毕业,但妻子却要与另外一名男子在酒店摆喜宴。

  “当时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他们还没有离婚。”杜伟告诉客户:先报警,然后拿着结婚证去酒店。

  事情的结果让杜伟很无奈警察表示,摆喜宴的二人没有到民政部门注册,很难说存在违法犯罪问题。

  “酒店门口就写着新娘和新郎的名字,他们在这里举办结婚典礼,我的客户在里面拿着结婚证。”杜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目前法律很难约束第三者、婚外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对此,李明舜认为:“第三者问题以前讨论很多,甚至一度有人力主立法规制。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发生的情况千差万别,而且在于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对此认识更是五花八门,很难有统一的认知。”

  接着,他补充道:“我个人认为,无论第三者产生于何种情况,他(她)总是在合法的婚姻之外冲击合法婚姻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很难得到认可。至于是否得到法律的制裁,则取决于立法者对这一问题的忍受度以及社会公众的反应烈度。”

  在“小三分离师”们承接的一些案件中,图财出轨者并不少见。但“能拿钱解决的不是大问题,难度大的,是拿钱解决不了小三不要钱,就要人。”明丽说。

  有时,明丽也会觉得“自己好难”。“有些时候,我决定的还不是命运,而是一条生命啊。因为还有妻子因为丈夫出轨,负气去把孩子打掉的。”

  在杜伟的经验总结中,比较难处理的三种情况同样与钱无关。“一是第三者不要名分、不吵不闹,非常平静;二是感情型,就是喜欢这个人;三是多年前是初恋情人或曾经恋爱过好几年又复合了。”

  “很多人认为,这个行业怪怪的,收费方面也有耳闻,起价二三十万元的都有。如果只是心理咨询或婚姻咨询,这个费用确实比较高,但如果我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工作的,你可能就会觉得不高了。”王军介绍,公司的收费以工作时间和工作量来定价。

  她以最近在处理的一个案子举例道:“总收费三万元,目前到账一万元。我们参与的工作人员有3个,就她的案子已经讨论了11次,外出也有两次。接下来还有工作,解决完之后还会有后期跟踪。这样算下来,你觉得我们的收费高吗?”

  “这个行业还处在萌芽期。同样的案子,不同公司的价格能差好几倍,也确实有天价存在。我能理解,因为有时用的方案不同,或者如果业务在三线城市或者县城,我们需要去客户当地,有时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这个成本挺高的。”杜伟说。

  定价方面,杜伟希望国家能够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出台相关的规定予以适当规范。

  在杜伟的观察中,做分离第三者业务的公司数量并不多,因为前期广告费投入较大,一些公司慢慢消失了,“从去年年底开始才又多了一些”。

  如今,杜伟常居深圳。出于公司运营成本和交通便利程度的考虑,他将公司总部安在家乡郑州。

  “中部地区交通便利,客户过来非常方便。省会城市的运营成本也比北上广低很多,同样的房租,北京已经超过10万一平,郑州只需三四万。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在间接帮客户节省成本。我们能不能解决好问题,和公司在哪里关系不大。”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对于开展分离第三者业务的公司或机构,目前国内尚无专门认证。有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公司在注册时并非婚姻服务,而是商业咨询。

  “这个行业参差不齐,我也听说过同行之间利用网络互相攻击的情况。我建议,是否可把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或者对准入条款加以规范。”杜伟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这些细胞一个个坏了,社会还能安定和谐吗?”明丽认为,婚姻家庭咨询师的市场缺口依然很大。

  “在婚姻家庭领域越来越充斥个人主义的今天,在婚姻之外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一定会不断增多,第三者问题势必会在一定人群中存在。对这种客观存在,不论我们肯定抑或否定,它都会在那里,只是我们应考虑采取何种态度和措施才能妥善处理。”李明舜说。(记者 高欣)